小案件惊现“违宪”争议：丹东“11·03”案被指暴露特权办案问题

辩方称联合调查组越权行使监察权，管辖、取证和羁押医疗问题亟待依法回应

近日，《辽宁法制新闻》《河北法制新闻》《河南法制新闻》等多家媒体围绕“以案促改，11·03政绩观偏差问题”连续报道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围绕丹东“11·03”刑事案件，辩护律师在庭审及相关材料中提出：本案表面上是一起普通诈骗案件，实质上涉及办案机构合法性、监察权与侦查权边界、刑事管辖依据、证据取得方式以及在押人员医疗保障等多重重大争议。

据辩方材料显示，案件起源于2023年8月。丹东纪检监察机关以《借用函》形式借调民警49人，成立联合反腐败专案调查组，并在后续办案中直接以监察调查人员身份开展工作，出示监察机关证件和公文，对已查明的“11·03”诈骗案进行立案、留置和调查。辩护律师认为，民警被借调后是否能够独立行使监察权，联合调查组是否具备明确、合法、有效的授权文件，是本案最基础的程序问题。若办案机构本身缺乏法定授权，后续侦查、强制措施和证据收集均将面临根本性质疑。

庭审中，辩方还指出，本案被告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书证、物证、电子数据等关键证据，均由同一办案机关、同一批人员在不同身份和不同程序下形成。相关人员在监察调查阶段出示监察证件和公文，在公安侦查阶段又出示公安证件和公文，形成“一套人马、多重身份”的办案状态。律师认为，监察调查权与公安侦查权均有严格法定边界，不能通过临时机构、人员借调或身份转换予以混同。若办案人员在不具备法定身份和权限的情况下收集证据，相关证据依法应受到严格审查，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

管辖问题同样成为核心争点。根据庭审调查情况，辩方称，本案5名被告人分别来自四省一直辖市，所谓犯罪地、结果地及主要被告人居住地均与北京存在更直接关联，与丹东并无当然隶属关系。辩护律师据此提出，无论从职务犯罪还是普通刑事犯罪角度审查，丹东方面是否依法取得指定管辖，均应由办案机关作出明确说明。辩方认为，管辖不是形式问题，而是办案权来源问题；管辖依据不明，则侦查、羁押、取证和移送起诉的合法性都应被重新审查。

辩方材料还显示，办案机关在2024年4月18日《提请批准逮捕书》中列明11名“11·03”诈骗案犯罪嫌疑人。后经公诉机关审查，其中6名人员在2024年9月13日《起诉意见书》中被调整为被害人。律师认为，同一案件中关键人员身份从“犯罪嫌疑人”变为“被害人”，属于影响案件性质和证据结构的重大变化，必须说明形成依据、审查过程和事实基础。辩方进一步指出，本案部分指控主要依赖口供、笔录和同一批人员制作的材料，缺少能够独立证明诈骗构成要件的客观证据。

除程序和证据争议外，本案还涉及在押人员生命健康保障问题。据家属及辩方材料称，被告人陈文科已被羁押超过31个月，案件仍未审理终结；其身患癌症，急需系统检查和治疗。材料还称，陈文科在羁押和讯问中曾两次出现肋骨骨折或严重肋部损伤，并有医院诊断材料。

辩方认为，在案件尚未形成最终生效裁判、证据合法性和管辖合法性仍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，继续长期羁押并拒绝充分医疗救治，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人身损害。

在最后陈述中，陈文科表示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。”他称，自己并非希望以个人经历、社会身份或外部关注作为求情资本，而是希望司法机关回到事实和法律本身，对地方办案机关在“11·03”案件中暴露出的程序问题、管辖问题和证据问题作出依法回应。

“11·03”案的社会意义，不在于为任何人预设有罪或无罪结论，而在于追问：地方临时成立的联合调查机构，是否可以突破法定权力边界；同一批人员是否可以在监察调查和公安侦查之间任意转换身份；管辖依据是否可以长期含混；存在非法取证争议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定案依据；重大疾病在押人员是否能够获得及时、充分、有效的救治。辩方认为，本案应由更高层级、更具中立性的机关依法复核，逐项回应联合调查组设立依据、管辖来源、证据合法性、羁押必要性和医疗保障问题，真正做到以案促改，防止“小案件”演变成损害宪法权威和法治统一的“大问题”。

资讯来源：法治频道

责任编辑：法治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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